修正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于2014年11月01日發布，《行政訴訟法》第3條第3款規定：“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不能出庭的，應當委托行政機關相應的工作人員出庭?！保@是我國《行政訴訟法》首次明確規定“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的制度。
通過調查，發現“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的行政訴訟制度實施兩年來，仍然存在以下問題：
一是被告為行政機關的行政訴訟案件中，行政機關負責人（含正職和副職）出庭應訴的比例低，機關正職出庭應訴的比例更低。例如我省恩施州全州七個縣市2014年11月份至2016年10月份期間，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人數為184件，占審結行政訴訟案件的27.71%，即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率僅為27.71%，其中行政機關正職出庭應訴率7.68%。
二是行政訴訟案件中，行政機關聘請律師代理出庭的比例較低。例如我省恩施州七個縣市人民法院審結的664件行政訴訟案件中，行政機關委托律師代理出庭應訴的161件，僅占審結行政訴訟案件的24.25%。
三是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率低，且很大一部分行政機關負責人未能充分利用庭審說理平臺與相對人進行積極溝通以化解行政爭議。其中的原因，相當大一部分是行政機關負責人因對案情不熟，或者擔心說錯話、表錯態而承擔責任；即使出庭了，但在庭審過程中不敢發言，不敢與對方當事人辯論溝通，直接影響了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的效果。
落實“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的行政訴訟法律制度，對依法治國、依法行政、依法執政有重大意義。一是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制度，能夠促使行政機關負責人客觀、全面地了解本單位的執法現狀和存在的問題，推進行政機關改進行政執法方式，提高行政執法水平，促進依法行政，從源頭上減少行政爭議。二是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既是履行行政訴訟法要求的“民告官，能見官”的法定義務，也是踐行為人民服務和為群眾排憂解難的職責。三是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既是履行法律規定的義務，也是為了維護公共利益和行政管理秩序。四是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根本目的在于化解行政糾紛。
為全面推進依法行政促進法治建設，建議：
一、各級黨委、政府應當建立切實有效、可行的肯定評價機制。確定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作為其貫徹、落實依法行政績效的必須評價指標，對行政機關負責人是否準時出庭、是否對原告問題進行解答、是否發表辯論意見等情況，由承辦法官對負責人審情況量化評價，列明扣分的具體事由，并將評分表定期向各級政府法制辦、被訴行政機關發送，不斷提升出庭應訴能力，從而督促行政機關負責人認真準備出庭，發揮積極作用。
二、建立行政機關負責人不作為的否定評價機制。如果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出現“庭審不作為”、“出庭不出聲”等現象，可以通過給其行政機關發出司法建議作為處理方式，情節嚴重根據相關規定給予處罰，使其出庭應訴不作為的行為暴露在公眾的陽光下并受到相應的懲罰。
三、建立行政機關考核連帶機制。將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的評測作為政府部門績效考核的重要指標，敦促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要積極作為，不僅僅關系到個人形象，而且關系到其所在行政機關的外在形象。
四、建立和完善監督機制等相關配套機制。對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準備、培訓、出庭應訴的結果進行檢查，將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工作納入行政機關負責人的干部述職評議，對涉及重大案件的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專項監督，構建監督激勵考核等機制等。人大監督和社會監督相協作。建立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公開機制，接受社會監督。結合法院司法公開體系建設，將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情況納入司法公開范疇。選擇典型案件通過外網、微博、微信等多元化媒體方式向社會公開，讓群眾了解行政案件審判情況，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表現，消除百姓對行政訴訟的顧慮，倒逼行政機關積極應訴，提高行政機關的應訴水平。為早日實現真實意義上的法治恩施、法治政府、依法行政、依法執政而努力。
（民建恩施市州委會專職副主委 唐紅珍 供稿）
版權所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委員會 備案號 鄂ICP備14008297號
鄂公網安備 42010602001229號 地址：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洪山路85號 郵政編碼：4300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