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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公正是社會公正的基礎

2014-09-15 00:5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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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學社湖北省委員會

    社會公正是人類的一種基本價值觀念和追求，是關于社會主體之間的權利和義務的分配原則和分配過程，規定著資源和利益在不同的社會主體之間的適當安排和合理分配。它一方面是人類對自身社會狀況的合法性認同，這種社會狀態是一種人類孜孜追求的理想生存狀態；另一方面，自人類社會產生以來，便在事實上存在著程度不等的不公正。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以及對自身生存狀態的不斷反思，終使得人類在達致普世公正的目標上越來越近。

    社會公正覆蓋整個社會領域，它實際上既涉及社會的基本制度，又涉及社會主體的基本行為取向；既涉及社會分配領域的事實狀況，又涉及人們對社會分配狀況的主觀認知。因此，社會公正便也具有了多方面的內容。按社會領域進行劃分，在現實生活中社會公正應該包括經濟公正、政治公正、文化公正、性別公正等不同的種類，其中基礎性的起根本決定作用的則是經濟公正。

    公正的主要內容表現在四個方面：基本權利的保證，機會平等，按照貢獻分配以及進行必要的一次分配后的再調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確保經濟快速健康的發展，確保中國社會的安全運行，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新要求，必須高度重視社會公正，尤其是經濟公正，嚴密關注經濟不公平現象所帶來的危害。

一、城鄉經濟公正總體情況

    中國的當前經濟公正狀況十分令人擔憂。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行業差距所造成的社會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嚴重地威脅著中國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健康發展。其中，由于歷史和現實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國一直存在著城鄉分隔，形成了城鄉社會二元結構，嚴重對立的城鄉二元結構不利于建設和諧的城鄉統一體，不利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實現，不利于國家的繁榮富強和社會的長治久安。城鄉經濟差距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和消費水平差距。

    1、 城鄉居民經濟收入差距。從2002年到2006年五年間，中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從7702.8元增加到11759.5元，共增加了4056.7元，年均增長率達8.83%。而同期，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從2475.6元增加到3587.0元，五年間共增加了1111.4元，年均增長率為7.70%。再從城鄉收入差距的分類比較。按具體收入來源劃分，居民全部年收入包括四個重要組成部分，分別是工薪收入（或工資性收入）、經營凈收入（或家庭經營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在農村居民年人均總收入中，五年內除轉移性收入的增長存在波動，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收入、財產性收入均連年攀升，但是在總體上，四類收入仍呈現出增長趨勢，四類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分別是25.6%、68.1%、1.8%以及4.5%。

    綜合城鄉分類收入比較后，可以發現，工薪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占了城鎮居民收入的93.1%。而工資性收入和家庭經營收入占了農村居民收入的93.7%。這說明，一方面傳統收入方式并沒有發生變化。受城市和農村不同生產方式影響，工薪收入和家庭經營收入繼續占據著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收入的主體；另一方面中國居民的潛在收入增長空間巨大。此外，農村居民的轉移性收入之所以存在波動，是與國家的惠農措施密切相關的。

    2、城鄉居民消費支出差距分析。分配、交換和消費是基本的經濟行為和經濟過程。在居民日常生活領域中，分配過程的直接表現形式便是收入，而交換和消費過程則表現為消費支出。消費支出不僅直接關系著居民的生活質量，而且間接地反映了經濟公正狀況。（1）從城鄉居民消費支出差距的總體比較看，2002年到2006年五年間，與全國不斷增長的消費支出相比，農村居民的消費支出僅增長了786元，年均增長率為6.67%。而同期城鎮居民消費支出增長了2972元，年均增長率為7.00%。（2）從城鄉家庭恩格爾系數的比較看，一方面城鎮和農村家庭的恩格爾系數總體趨勢在不斷降低，表明城市和農村居民的消費支出越來越趨向合理，居民的收入在不斷增長；另一方面，農村家庭的恩格爾系數遠大于城鎮家庭，這表明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遠低于城鎮居民，其消費生活質量也低于城鎮居民。

    綜合來看，中國城鄉居民經濟水平五年間增長比較大，但是城鄉對比所顯示的經濟差距也很大——城鎮居民的收入對比值約是農村居民的3.2倍多，而消費對比值則達到了3.7倍。城鄉經濟不公正現象嚴重存在。

二、 城鄉之間經濟不公平狀況的原因

    當前城鄉居民經濟不公平的直接原因在于農村居民收入遠低于城鎮居民，農民收入增長困難。但是，表面現象的背后往往存在著復雜的深層因素，在直接原因背后還存在著更深層次的原因，而正是這些深層次的原因造成了城鄉經濟不公平現象。這些深層次的原因不容忽視。

    1、 歷史方面的原因。1949年建國以后，國家采取蘇聯模式，實行工農價格剪刀差政策，通過低價或無償地獲取工業生產和城市發展所需要的原材料和糧食，而甚至幾乎不存在對農業的補貼。在1978年以后，迫于現實的壓力，在農村改變了人民公社的生產組織方式，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使農村社會再次發展起來。直到2005年國家不再向農民征收農業稅為止，在制度層面上才消除了工農價格剪刀差政策。但是客觀地說，長期的工業對農業、城市對農村的剪刀差政策，雖然使中國在很短的時期內建立起完備的工業體系，但也造成了農業生產缺乏資金積累、農村積貧積弱的狀況，使得農業很難在新的市場經濟體制中有利地健康發展。

    2、 從整個人類歷史看，小農生產方式自身就具有天然的落后性。當前中國農村實施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本質上具有很強的小農性。這種生產方式在生產過程中使廣大農民分散生產經營。在生產力不發達時，小農生產方式能調動生產者的積極性，增強他們的存活能力。但是當生產力足夠發達時，它的弊端就顯現出來了。單個的生產者難以高效地開展現代規模生產方式，最終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

    3、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滯后。人民公社時期，集體化的生產方式在制度層面上確保了地方對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廣建水壩、機井、灌溉水渠等基礎設施。但是改革開放以來，單一家庭生產方式打破了這種對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進行投資的體制，出現了只有人使用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而無人進行投資建設的“公共物品”尷尬困境。因此，長期缺乏對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的多層次投資體制，便逐步地使農業和農村的基礎設施落后下來了，最終開始阻礙農業和農村的發展。

    4、 大部分農村地區市場化程度低。市場經濟體制可以極大地促進生產力的解放，加快社會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能夠增加全社會成員的收入，提高其消費能力，進而提高整個社會的生活質量。但是，由于大部分農村地區的市場化程度低，使得市場經濟給農村及農民帶來的收益遠遠低于其給城市及市民的收益。而這種狀況又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城鄉經濟不公平。

    5、 農村地區人力資本匱乏。人力資本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和體質健康狀況。在當前城鄉之間之所以存在著嚴重的不平等現象，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農村地區人力資本的匱乏。盡管幾十年來中國在農村地區積極發展教育，努力改善人民體質狀況，但是農村的基礎教育和農村居民的預期壽命還都是遠低于城市的。人力資本的不平衡加劇了城鄉經濟不公平。

    此外，城鄉二元結構則是農民和農村發展的社會設置性障礙。計劃經濟時期，中國實行城鄉分治的策略，通過戶籍管理的方式，嚴格限制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人為地將城鄉分割開來，形成了二元結構社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種二元社會結構的弊端逐漸顯現并加重。它嚴重阻礙了勞動力、資金、原材料、商品等在城鄉之間的市場性交換，不利于順暢的社會流動，無法打破原來的分割性的社會格局，使得城鄉不平衡的“馬太效應”不斷加強，城鄉經濟不公平越來越嚴重。

三、實現城鄉經濟公正的對策建議

    當前中國正經歷著從傳統向現代的深刻社會轉型。這一轉型增加了社會發展的難度和不可預測性，給社會的平穩安全健康發展產生不利影響，產生和加劇了諸多社會矛盾。但是，同時也應該認識到這一深刻的社會轉型又是實現城鄉經濟公正的重要歷史機遇，因為社會轉型會促使社會各種力量重新組合，深度檢討反思各種社會不公平問題，有利于打破原有的二元社會結構，實現城鄉經濟公正。

    實現城鄉經濟公正和和諧發展的關鍵在于深入挖掘農村地區的發展潛力，提升其自我發展的能力。因此，必須按照“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以及“多予、少取、放活”的總體方針開展農村工作，形成全面統籌、積極創新、形成活力、和諧有序的城鄉互動格局。

    第一，在制度層面上，一方面改革當前戶籍管理制度，取消戶籍分類及相關的區分管理，形成順暢有序的社會流動機制。當前中國的戶籍管理制度中還存在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的區分。這種區分使得農村居民成了“二等公民”。不平等的國民待遇導致了其所享受到的社會公共資源遠遠低于城市居民，阻礙了農村勞動力的向外流動。特別使在城市就業的農民工群體，難以真正地融入城市社會，最終影響到城鄉的和諧健康發展。另一方面改革社會轉移支付制度，加大對農村地區、尤其是貧窮落后農村地區的社會轉移支付力度。國家作為社會利益的參與者、調解者和分配者，應秉承社會公正的理念，通過稅收和公共支出等公共手段，推行更多的惠農政策和措施，增加對農業、農村和農民的補貼和支出，促使發達城鎮地區增加對落后農村地區的各項援助等。

    第二，在管理體制上，繼續推進大部制改革，有必要從中央到地方專門成立獨立的新農村建設部門，負責、處理和協調整個“三農”事務。當前，中國農業、農村和農民等事務由多個部門參與管理，如農業部負責農業事務，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負責農村事務，而民政部以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則負責農民事務。這種多頭管理的體制容易導致具體分工不明確，工作責任難區分，尤其是有些相關部門可管也可不管的工作就不易實施，總體上不利于農村地區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因此，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就很有必要組建獨立統一專門的“新農村建設部”,從而在管理體制上為新農村建設鋪平道路。

    第三，在人力資本方面，大力提升基礎教育的質量，完善農村社會保障，改善農村地區、尤其是落后偏遠農村地區的人力資本狀況。當前，隨著信息化技術的發展普及，城鄉之間的“數字鴻溝”越來越大。因此要繼續深入提升對義務教育的支持力度，改善農村地區基礎教育設施，加快開設計算機課程，增加學校網絡接入；提高農村教師工資待遇；實行“校車計劃”改善走讀學生的通勤狀況；堅持“兩免一補（免學費、雜費，提供補助）”，增加對寄宿學生的生活補助，并不斷提高補助標準，免費向農村地區義務教育學生提供教科書，從而真正減輕農民負擔，將義務教育進一步做到實處。同時，要不斷完善、健全農村地區社會保障事業，繼續深入推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擴大合作醫療覆蓋范圍，提高補貼標準，改善農村居民體質狀況。

    第四，在非政府層面上，加快農村或涉農的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增加農民的社會資本。市民社會作為一種社會狀態，不僅不會與民主國家治理相對立，反而是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自愿組織能夠克服作為單一個體農民所具有的弱勢，應對急劇變化的社會風險，增加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民群體的集體對話和利益博弈能力；同時，便于他們形成利益聯盟，展開生產協作，促進產品的市場化，組建公司企業，開展市場活動，實現市場收益，增強壯大自身實力，更好地應對各方面的挑戰。

    第五，在生產組織方面，逐步變革當前的分散生產經營方式，向規模化、市場化生產經營靠攏。當前，中國的農業生產技術和機械設施已經比較先進了，但是農業產出總量卻很難增加，稍有不慎甚至會下降，增長空間有限，同時農民增收十分困難，這就是當前中國農業和農村面臨的困境。這種困境說明，當生產技術和機械設施不成問題時，農業現代化的根本障礙就在于生產組織方式的現代化，而實行規模化生產經營有利于降低生產成本，節約勞動力，有利于使用大型自動化的生產工具，提高生產效率。因此擺脫個體小農單一生產方式，實行規模化生產、市場化生產，勢在必行。同時發展延伸農產品加工和深加工產業鏈，面向市場進行生產，一方面可以解決因規模化生產經營所節省的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另一方面可以增加農民收入，尤其是工資性收入，從而實現農民的“市民化”，并逐步縮小城鄉二元差距，實現城鄉共同體的有機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