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出現了很多引起公眾熱議的司法事件，例如彭宇案、藥家鑫案、聶樹斌案、呼格吉勒圖案和雷洋案等，這些事件與民眾切身利益關聯度較高，故而引發了社會不同階層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成為影響我國法制進程的重大事件。客觀上，民眾對這些事件的關注提升了法制的透明度，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上述事件中公眾關注的主要是司法正義與公平，而山東“辱母殺人案”則牽涉社會眾多層面的問題，并且涉及社會價值的沖突與和判斷，尤其是道德與法制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從而使得事件更加復雜，應對更加困難。筆者認為，我們應該換一種思維模式，應對諸如“辱母殺人案”這類關聯多層次社會問題的綜合性司法事件時，具體處理上不應該僅僅糾纏于法律的技術層面，以及價值與是非判斷，而應該遵循綜合治理的思路，探索構建處理此類事件的應急機制。
一、山東“辱母殺人案”的復雜性
與以前的其它司法案件相比，山東“辱母殺人案”既有相似處，也有很大不同，其具有以下典型特點，就是輿論關注度極高，牽扯到的社會問題較多，本質是道德和法制這兩種價值理念的沖突。
（一）體現民眾對司法正義的強烈訴求
近日來，“辱母殺人案”受到網絡輿論的極大關注，既有傳統媒體，也有新興網絡媒體，尤其是網絡媒體的推動，創造了有中文網絡以來的參與紀錄。例如《廣州參考》在微信指數中以“刺死辱母者”為關鍵詞進行搜索，微信數高達6572670條；以“于歡”為關鍵詞進行搜索發現，微信數也有1204972條。 “辱母殺人案”從極端個案變成大眾關注話題，能讓輿論場罕見地、立場一致地表達某種態度，必然是因為它投射的現實截面與人們的遭際可能有重疊。“辱母殺人案”的發生邏輯與具體情節有較強的代入感，為人們的移情提供了落點。與其說是公眾關心于歡，不如歸結為人們從于歡身上看到了自己。“辱母殺人案”引發的討論是海量的，這些井噴的網絡討論承載著厚重的輿論監督訴求，也成為兌現法治正義的“助攻”。
（二）反映眾多社會問題的綜合性事件
和過去的單一的司法事件相比，山東“辱母殺人案”并非一個簡單的單純性司法事件，而是當前各種社會問題的綜合反映和體現。這一事件涉及當前一系列社會問題，例如民營企業融資困難、高利貸違法、非法拘禁、行政不作為、殺人等諸多引人注意的關鍵問題。這些關鍵詞環環相扣，民營企業融資難和高利貸違法是該事件發生的背景，收款人的非法拘禁、公安機關行政不作為則推動了整個事件的發展，強暴（待證實）、殺人則構成整個事件最可怕的后果。諸多要素中，都涉及大量的當事人，例如靠舉債經營企業的母親、出離憤怒的兒子、不折手段的逼債者、無所作為的警察、判決導致爭議的司法工作人員等，事件參與主體并非可以掌握事件的全貌，犯罪參與者被動地扮演自己的角色，行政、執法主體也很容易出現簡單化、片面化的判斷，從而不自覺地推動事件的發生，最終導致了悲劇事件的發生，以及隨之產生的司法爭議。
（三）反映了多種社會價值、理念的沖突
山東“辱母殺人案”令人最敏感的印象，是其體現出人倫與法理的沖突。事實上，這個問題自古、中外都有之，例如《唐律疏議》中規定：祖父母、父母“為人所毆擊”，子孫“即毆擊之”，是可以減輕處罰的，但倘毆擊至死則“仍依常律處死”，這條法律原則直到晚清改制前一直沿用。還有所謂 “美國小媽媽護兒殺歹徒無罪案”，該案發生于2012年1月1日凌晨的俄克拉荷馬城，18歲單親媽媽麥金雷（SarahMcKinly）在給3個月大兒子喂奶時遭遇兩名劫匪持械闖入，她開槍擊斃其中一名歹徒馬丁（JustinMatin），結果被判無罪。就山東“辱母殺人案”本身而言，很難做到道德和法制在天平上不偏不倚，這在任何時代和地區都是一個棘手的難題。整個案件本也牽涉一個極為復雜的學術問題，需要更多的法律學者站出來參與討論，也需要法律專家的深入研究和探討，并將其研究成果應用到司法實踐領域。因此，這種涉及道德和法制沖突的司法難題肯定會一直討論下去，類似事件也可能再次發生。另外，該事件還反映了輿論與司法的對抗，正當防衛與否的判斷，以及司法公正的判斷，這些特性在其它司法事件中也經常出現。
二、構建反映眾多社會問題司法事件的應急處理機制
由于山東“辱母殺人案”的復雜性，尤其是其反映的多種社會問題，因此不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而要考慮多方面的利益和訴求，需要多部門的參與，極力構建一個社會問題綜合司法事件應急處理機制。
（一）構建多部門合作與信息共享平臺
山東“辱母殺人案”之所以受到民眾的熱烈關注，成為社會討論的焦點話題，是因為其它一般司法事件相比，并非一個單純的司法事件，而是很多當前社會問題的綜合反映，例如：私企借貸難、高利貸犯罪、黑社會犯罪、“正當防衛”的司法判定和法理學研究等多個層面。伴隨我國經濟的發展，類似案件可能會較多涌現，因此不能簡單地將這一事件看成簡單個案，而要積極應對。由于牽涉部門較多，因此類似事件并非一個部門，或者某級行政機構可以掌控，因此要解決這一問題，要處理好這種問題需要更多的社會力量介入進來，涉及社會諸多層面的共同努力，這就要讓不同部門的人員和專家積極參與進來，構建一個多部門合作和信息共享的平臺。
（二）構建具有研究性的“普法”平臺
一般而言，平時我們的“普法”工作比較重視形式，方式比較單一，例如發傳單、簡單宣講，對網絡平臺重視力度不足，專業講座也十分需要；另外，“普法”的受眾群體也比較有限，一般重視一些偏遠、落后地區，或者是文化認知較低層次的個體，而高知民眾的“普法”的需求其實很急切，并且要求層次較高。例如：對于“正當防衛”的判斷和輿論在司法審判中的作用和價值，這些專業性較強的問題都需要專業法律研究人員的認定和判斷，并且要用學術方式說服群眾，而非自己的行政級別和權威。針對網上的一些重要司法事件，“普法”教育單位要積極發聲，勇于爭奪輿論制高點，例如“中國普法”網發布《相信法律會給“辱母殺人”案公平正義》一文后，得到廣大網友積極回應，使得普法工作者深刻地感受到全社會對于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企盼。
（三）構建民眾與司法機關的溝通機制
伴隨社會的進步，法治觀念已經逐漸深入人心，公民越來越重視自己的話語權，同時也極力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民眾參與司法過程的愿望十分強烈，輿論在司法監督過程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國司法制度的固化和相對封閉，輿論與司法的關系日趨緊張，這將對司法權威和公信力產生消極的影響，造成了社會沖突和矛盾。事實上，這一方面反映了司法機關溝通和回應機制的不健全和缺失，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民眾參與司法過程的強烈愿望，但又不能如愿的困境。針對這種狀況，應該從以下方面健全民眾與司法機關的溝通機制：首先，要完善輿論表達制度，構建完善的輿論表達渠道，例如建立網絡和現實的通暢、專業的信息溝通平臺；其次，要建立完善的司法回應機制，相關部門應該設立專門的發言人制度和反饋機制，可以接受民眾的質詢；最后，構建司法和輿論的平衡機制，要消除司法部門高高在上的印象，司法部門要虛心接受輿論的監督。
總之，一切工作都要“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這是習近平主席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時提出的明確要求，需要通過切實、可行的政策得以貫徹和實施。
（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 程慧棟 王效鋒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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