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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政府作用保障傳統制造業一線職工工資正常增長

2014-09-15 01: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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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湖北省委員會

    近年來，政府比較重視戰略性新興產業，對傳統制造業重視不夠。據調查，我省傳統制造企業經濟效益普遍較差，有近三成企業出現嚴重虧損，盈利企業中超過半數利潤下滑，生產經營十分艱難，嚴重影響了職工工資的正常增長，致使企業一線職工工資普遍較低。一是實際工資低。一線職工工資在2000元以下的占73%。通常，一線職工工資結構以計件工資為主，基礎工資低。職工為獲得更多收入，主要靠加班。若減去加班工資，以及高溫、井下、有毒有害等津貼和福利待遇之后，有7%的企業職工實際所得低于最低工資標準，有26%的職工僅略高于最低工資標準。二是一線工人工資遠低于平均水平。目前，全省在崗平均工資為32050元/年，而企業一線職工人均工資僅為21540元/年。三是與企業內部管理層差距較大，與中層管理人員差距在2—4倍的為51%；同時與壟斷行業之間的差距更大。四是一線職工工資增長緩慢。2009年以來工資增幅為10%以下的職工占31%，增幅10%—20%的占45%，增幅超20%的僅占24%，表明3年來多數職工工資增長緩慢。
    職工工資增長既受企業分配制度的影響，更受生產經營狀況的制約。由于傳統制造業多是低端制造為主的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利潤率不高，生產經營困難，給職工增加工資十分不易；加上企業分配制度不規范，以及政府缺位，這些都成為一線職工工資低、增長緩慢的原因。

    第一，企業經營成本過高。一是隨著石油、金屬制品、棉花等工業原材料價格的快速上漲，直接導致企業生產成本上升，盈利空間被擠壓。二是資金短缺制約了企業的發展。盡管金融調控政策有所松動，但企業貸款門檻依然較高，中小企業仍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資金不足的問題。三是稅負重更是加重了企業負擔。目前我國稅制結構以流轉稅為主，流轉稅與企業大小及利潤無關。由于大企業多處于煤水電、“鐵公基”等壟斷行業，利潤相對豐厚；而傳統中小企業多處于競爭性領域，利潤較微薄。同樣的稅負占各自利潤的比例，大企業要明顯低于中小企業。四是各種政策性、行政性、社會性收費大幅提高了企業經營成本，給企業職工工資增長帶來嚴重影響。
    第二，企業發展方式落后。由于傳統制造企業主要靠廉價勞動力投入、壓低工人工資賺錢，這就造成了長期低工資和勞動條件得不到改善的局面。而依靠低成本生產要素高強度投入的生產方式，使員工流失嚴重，以致勞動生產率嚴重偏低，這是傳統企業一線職工工資難以增長的內在原因。
    第三，職工民主參與不夠。從企業開展工資集體協商情況看，協商中的民主性體現得不夠，參與主體缺失，工人嚴重缺乏話語權。一是企業在制定工資政策或增加工資收入時，多為企業單方行為，沒經職工討論。二是工會在協商中的主體地位缺失，其作用無法體現。三是職工知情權有限，更談不上協商共決，工資集體協商工作更多的還是停留在政策層面。
    第四，政府調控影響力弱。一直以來企業自主分配權被誤解為企業資方單方決定工資分配權，因此企業內部一直無法形成有效的工資協商機制。同時，政府把初次收入分配權下放給企業，放任不管，對市場缺乏監控。一是一些地方政府為追求GDP增長，對資本過度保護，以犧牲工人利益換取地方財政、換取發展，使一線工人工資與當地經濟發展水平、與城市其他群體之間收入差距越來越大。二是對最低工資制度落實監管不夠，一些企業把加班費、獎金、補貼以及高溫、井下、有毒有害等津貼都算到最低工資里，若減去這部分加班工資、津貼以及福利待遇之后，實際上有近1/3的職工工資徘徊在最低工資標準附近。這意味著企業內部的收入分配已嚴重失衡，靠市場自我調節的收入分配制度已失去作用。三是政府對企業初次分配干預的手段，如工資指導線、勞動力市場價位、行業人工信息等缺乏強制性和約束力。四是政府有關部門監管乏力。沒有對企業一些違反勞動法律法規的行為給予有效地監督和制止。

    我省人口多，又是傳統制造業大省，而這些行業注定比高新技術產業及現代服務業的利潤低，工作環境差，薪資、福利水平也低，難以吸引大學生等新生代求職者。因此發展傳統制造業，應從改善其經營環境入手，讓其有錢可賺。這就要求政府采取放、扶、逼的措施。“放”就是要放開，要打破壟斷，完善、健全市場經濟體制，只有這樣才能減少中小企業升級阻力；“扶”就是對傳統中小企業實行少取多予，通過減稅、減費，幫助企業輕裝上陣；“逼”就是靠市場倒逼企業轉型，既要化解企業生存困境，也要通過保護勞動者利益、利用高成本的市場倒逼機制迫使企業轉型升級。為此建議：
    1、加大對傳統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一是適度調低或減免稅費。①對實行核定征收方式的中小企業，考慮核定其銷售收入的某一比例覆蓋所有稅費，并由一個稅務機關統一征收。如規定中小企業所有要交的稅費就是銷售收入的5%，超出這個范圍的可以不交，類似減輕農民負擔的“明白卡”。②對當前棉紡織行業反映強烈的“高增低扣”問題，應以關注。棉紡行業的增值稅抵扣采取的是“高增低扣”，即棉花進口稅為13％，出口稅為17％。就是說棉花買進來沒有實現增值就要增加4％的稅再賣出去，這對于企業來說是很大的負擔。應將棉花的抵扣稅從13％提高到17％，實行“進項稅和銷項稅對等”的稅收扶持政策，改變“高征低扣”的現狀。③稅法應對中小企業有明確的政策界定，對小型、微型企業和成長型高科技企業實行差異化稅收政策優惠。二是全面清理整頓涉及中小企業的收費，讓暫時陷入困境的企業減輕負擔，輕裝前行。如果一邊減稅，另一邊卻千方百計地增加行政事業性收費，此消彼長，必然絆住減稅步伐，拖累企業發展。三是優化中小企業發展的外部支持系統。對高校科研機構、信息咨詢機構、融資擔保機構等與中小企業緊密協作或對其提供社會化服務的組織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促進中小企業外部環境盡快優化。四是幫助中小企業解決融資難。一方面，政府應加強金融生態環境建設。創造政府、企業、銀行相互促進，工商、稅務、擔保協調配合的有效機制。健全信用擔保體系，有效解決中小企業擔保難、貸款難的問題。另一方面，銀行要增強金融服務和創新，為中小企業融資開設綠色通道，積極推動票據融資、授信貸款、個人創業貸款、循環額度貸款、小企業聯保貸款等為中小企業量身定做的金融產品。
    2、努力為擴大就業創造條件。傳統中小企業由于經營門檻低、平均利潤率低、工資水平低、員工流失率高，致使這些企業常常成為受累于“招工難、就業難”問題的政策洼地。但這些多屬競爭行業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是安置就業的主渠道。因此，應綜合運用財政、稅收、金融等手段，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尤其是在小企業相對集中的工業園區，要統籌規劃公租房、學校等公共服務配套設施建設，為小企業招工留人營造良好的條件與環境。同時大力發展產業集群，以降低企業的經營成本。
    3、大力構建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一是政府必須從根本上矯正社會平均利潤率“扭曲”問題，大力調整收入分配結構，縮小行業間、地區間、城鄉間的收入差距，嚴格執行國家“限高、擴中、提低”的收入分配政策。二是對于最低工資標準落實情況應加大檢查力度。對勞動者投訴舉報及時受理。對違反最低工資制度規定的用人單位，及時責令其整改，對嚴重侵害勞動者最低工資報酬權的行為，做出嚴肅處理，記入用人單位勞動保障誠信檔案，并在新聞媒體上予以曝光。三是督促企業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督促企業為員工提供健康安全的生產條件、合理的工資待遇，減少勞動力無序流動，以降低企業的用工成本。四是大力開展工資集體協商，要加強工會組織建設，鼓勵和引導工人積極參與勞動法律制度、工資集體協商等相關制度的建設，真正形成勞方的協商主體。要改善因與企業地位不平等、力量不均衡而導致工資協商泛泛而談、空洞無實的問題，提高集體協商的實效性。
    4、加強企業收入分配的宏觀調控。一是在初次分配領域，政府應幫助企業有更多的空間分利給勞動者?？赏ㄟ^對企業實行減免所得稅和流轉稅，來確保職工收入增長；也可以提出企業獲得稅收減免的唯一要件是完成政府設定的提高勞動者薪酬的政策目標，以稅式支出的方式公開讓利于民。二是繼續合理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使之逐步達到當地社會平均工資，即全部工薪勞動者平均工資的40%，以促進一線職工工資的提升。三是充分發揮工資指導線、勞動力市場價位、行業人工信息對工資水平的引導作用，并把地區性、行業性工資增長指導標準與工資集體協商有機結合起來，由行業工會、職工、企業共同確定工資增長水平，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四是充分發揮社會中介機構的作用，支持或委托行業協會收集并發布行業人工信息，特別是行業勞動定額標準和企業人工成本的比較信息，正確引導各類工資價位的合理形成，以保障員工工資權益。